从报道中披露的信息分析，这笔录取费，各省级教育考试院都在向招生校收取，但这笔钱又是典型的“既约定俗成，又收之无据”。从成因来看，录取费虽经当地物价等部门批准，但是地方政府作为自主性经济主体，允许下属教育行政部门向主要为外地的高校收费，以此减少支出、减轻当地财政压力的动机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很难说这样的批准就是合理的。此外，面对一些高校就是顶着不交，“有的省招办态度也变软了，表示不收这几所学校的费用。”也从另外的角度印证着这笔收费的“灰色特征”。

　　其实，作为各地教委或教育厅下属机构的教育考试院，其招考行为是在提供公共服务，而为公共服务支付的成本，本该是通过全额财政资金来买单。任何额外收费，不论是把手伸向考生还是高校，都应被视为乱收费。从这一视角看，此事的是非界线并不难辨清。

　　有意思的是，就在刊载上述新闻的同一版上，还报道了四川省审计厅对9所高校财务收支的审计情况，发现仅在2004年，就有5所高校违规收取“调招费”等1516万元。同一天，还有媒体报道北京市审计局审计发现，2004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4所高校通过自立项目或提高标准等方式违规收费189万元。据有关资料估计，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教育乱收费达到2000亿元，与房地产业并列为暴利行业。中国高校一边因乱收费而屡遭公众唾骂，一边又遭受各省教育考试院收取录取费的盘剥。如果我们将高校的乱收费与被乱收费结合起来分析，上述“扣发终录名单”事件的本质特征，暴露得就更加充分了。

　　中国教育的高收费、乱收费，基于公共权力资本化的人文环境，再加上教育供给垄断和教育供给等级化等外部条件。在高考利益的攫取上，就体现出一些层次化特征。第一层次，政府的某些制度安排，隐性剥夺某一阶层的利益。比如招考政策中的投放指标歧视、招录分数不公等；第二层次，教育行政机关利用公共权力，谋取本系统或本机关的利益。比如上述向高校收取的录取费等。第三层次，上述机关及学校利用公权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某些地区将“掏家长腰包”视为财政来源，以及上述四川、北京的审计结果等，都是最生动例证。

　　高校的乱收费与被乱收费，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同层次的公共权利资本化。而只有解决好对公共权利“虚监”、“弱监”甚至“漏监”的现象，进而消除无权不贪的心理定势，才能避免上述乱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