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一首流行音乐《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因为满足了一种怀旧情绪，使音乐人获得了良好声誉。实际上，10年之前的住宿条件未必令人满意，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首先是不可选择，其次是价格低廉甚至免费，绝大多数大学生必然要在班级和宿舍里度过大学时光。这种怀旧情绪让其中不少人对今天大学生校外租房持道德质疑态度：开始是嘲笑今日大学生吃苦耐劳精神的缺乏，继而讽刺其性道德。调查显示，除了情侣，租住在校外的还包括大量考研学生，不习惯集体生活甚至为租房而租房的人。但网络在讨论政策合理性时几乎集中在对学生情侣租房同居现象的批判。

熊丙奇的《大学有问题》一书数落中国高等教育弊端，在网上轰动一时。供职于上海一所著名高校的熊丙奇说，价值观念变迁、行为风险减小和经济发挥了区分人群作用，这三者从深层推动了校外租房现象。

校园内外的价值鸿沟其实是时代性的，大学扩招时正逢独生子女潮出生的一代人上大学的年龄。充分享受了改革开放20年的社会经济文化成果，城市中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生活习惯、观念和对个人空间的要求，和10年甚至更久以前的大学生已有相当距离。

“10年前不会有人因为室友脚臭、打呼、作息习惯不同就搬到外面去住，但今天完全可能成为现实。”有人说。

如今的大学生为什么如此热中于校外租房？本来，学校作为免费或廉价宿舍的提供者，天然又是教育者和管理者，在被定义为“第二课堂”的宿舍里，拥有“圈养”的便利和高效率。但现在角色尴尬：学生向社会化的后勤服务集团购买住宿和物业产品，学校则硬插进商品买卖的关系中去。 选择权和责任是对等的。学生更愿意享受平等市场主体带来的自由感，但独生子女的家长们普遍认为学校应该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所有行为负责。自愿“放养”的学生一旦有事，家长就会追究“圈养”者的责任。教育部此次通知一再提到租房发生的意外事故，给高校敲警钟。

所以，需要规章，也需要对权利的尊重。就像咖啡馆里不能打赤膊，但选择喝什么咖啡，或是喝不喝咖啡，是顾客而不是服务员的权利。